耿昇:我的治学之道
发布人:秦静雅  发布时间:2018-04-11   浏览次数:159

  耿昇:我的治学之道

2018-04-11耿昇社会科学战线

谨发此文,悼念耿昇先生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

 


     我于194412月,生于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虽然父亲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我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在河北阜平中学求学之后,于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1969年毕业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4582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791980年间,本人被分配到外交部任法文翻译。但读书始终是自己的最大爱好,终生难以改变。由于偶然的机遇,我于1981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法国汉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我真正的人生,似乎正是从此而开始,有了自己热爱的职业,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在此后的30多年间,自己锲而不舍,从一个完全不懂历史学的门外汉,也算登堂入室了,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从1980年到2013年,本人共出版译著6066册,论著1部,论文和介绍评论文近120篇,译文近200篇。最重要的是,这些译著与译文,都是从法国汉学界最重要、最著名和中国学术界最需要的学术名著中,择其精华而翻译的。它们的学术价值很高,翻译难度也不可小觑,其“生命力”也较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本人的译著颇受学术界欢迎,出版不算太难,而且被反复重版,多部译著现已出版多达5个版本。

 

     由于自己在这方面作出的成绩,法国政府于1995年向本人颁发了文学艺术勋章,并由当时的法国驻华大使亲自颁奖。本人先后担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共任会长312年。我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海交史学会理事,本人还先后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兼职教授或研究员,也曾无数次应邀出国和特别是赴法国从事学术访问。在国内,本人曾积极组织过数十次国内和国际学术讨论会,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好评。

 

     在学术翻译和研究中,本人主要精力是集中在四大学科领域:西域史(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入华传教士为主)、丝绸之路(西北、西南与海上丝路史)、法国汉学史,而且在每个学科领域中都有不少成果问世。这些领域基本上都属于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

 

一、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工作

 

     “丝绸之路”研究,早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法国汉学界以及法国的整个东方学界,始终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

 

 

     在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领域中,我共翻译出版了4部法文著作的汉译本。这是本人30多年来一直酷爱的一个领域,故而成果也称得起丰硕。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的原研究员布尔努瓦(  Lucette Boul-nois19312010)夫人是法国研究丝绸之路的代表人物。她于1963年推出一部《丝绸之路》的论著。这是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首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丝绸之路》。笔者本人的中译本《丝绸之路》(  20万字),于198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山东画报社出版社2001、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先后再版。布尔努瓦夫人于2001年又推出了一部同类新作《丝绸之路两千年》(  40万字),译者于3年前就已经译好,云南人民出版社将于2014年春版。·(  Aly Mazahéri19141991)1983年推出了一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44万字)。笔者的中译本本于1993年由中华书局初版,1995年再版,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和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3年分别重版。

 

 

     法国(  FrancorsBernardHuygheEdithHuyghe)1993年推出了一部《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  32万字)。笔者的中译本于200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3年再版。这批译著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丝绸之路的科研工作,它们都受到了欢迎与好评。

 

 

 

二、关于西域史研究

 

      “西域史”只是一个统称的学科,它囊括了许多分支。译者于其各个分支中,均有不少译著问世,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1.  西域文明史领域

      西域文明史是法国汉学界和东方学界的一大强项,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一大领域。我在此领域中共出版过8部译著。

 

 

     法国东方学家戈岱司( George Coedès18861969)是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曾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以中亚和东南亚史的研究而著名。他于1910年便从公元前4世纪—公元14世纪期间的希腊拉丁作家们的94部著作中,辑录了有关远东(特别是赛里斯国,即丝绸之国中国)的文献。这是一部从事科研的基础著作。虽然寻章摘句,但仍不失其很高的学术价值。笔者的中译本《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2万字)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将于2014年再版。此书的一部姊妹篇,即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  GabrielFerrand)19131914年间,从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于818世纪的近百部著作中,辑录了两卷本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录》(  59万字)。此书的部分内容实际上也部分地涉及南海。笔者与穆根来合译的中译本,于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

 

     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和卢浮学院教授鲁保罗( JeanPauloux)1997年出版了一部《西域文明史》(  49万字)。它是一部综合论述西域文明的史著,在国际学术界的名声甚佳。笔者的中译本于200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人民出版社联盟于2012年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将于2014年再版。

 

     阿拉伯人马苏第( Masudi)9世纪左右,出版过一部《黄金草原》,它是中世纪的一部中亚通史,其中有许多内容涉及整个中亚以及与中国有关的西域地区。全书总共6卷。笔者翻译了其中12卷,于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72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

 

     此外,译者30年来翻译的有关西域历史文化的近50篇论文,已经结集为《法国西域史学精萃》(  89万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分3卷出版。

对于伯希和有关西域科考成果及其研究成果,译者经过多年的奋斗,已有多部译著问世。

 

 

     伯希和19071908年间在敦煌石窟的考察成果—《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国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分6卷出版。由于法文版出版的时间拖得很久,所以笔者与唐健宾老师的中译本(  15)1993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计36万字,其全本于200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56. 8万字)

 

     伯希和西域探险期间的私人笔记,法国一直未刊布。笔者搜集了法国当时已公布的某些伯希和探险团的笔记、书信和日记片断,翻译后结集为《伯希和西域探险记》(  38万字)200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联盟于2012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70万字),笔者于2011年访法时购得此书,翻译后将于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伯希和的遗作,也是他这次探险科考的成果《唐代吐鲁番的道路》( 20万字),法国于2002年才作为其遗作之一而出版,笔者的译本将于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伯希和的遗著之一,记述额鲁特民族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的《卡尔梅克史评注》(  20万字),法国于1960年出版,笔者的译本于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此外,伯希和西域探险时发掘过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图木舒克等遗址的考古报告,洋洋200余万字,笔者也正在翻译过程中。

 

2.  吐鲁番学研究领域

     除了上文提到的伯希和的遗作《唐代吐鲁番的道路》的中译本之外,笔者还翻译了原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  Monique Maillard19392010)《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  23万字)。笔者的中译本于1994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于2003年再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2012年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分别再版。

 

3.  突厥学领域

     在法国东方学界,曾出现过多位世界级的突厥学名家和名著,如儒莲、德尼、伯希和等人及其著作。当代法国·(  Louis Bazin19202005)(  James Hamilton19212004  )和吉罗(enéGiraua19061968)。为了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他们的科研成果,笔者也翻译了他们3人每人一部突厥学代表作。

 

     路易·巴赞是法国著名突厥学家让·德尼( Jean Denys)的出蓝弟子,巴赞先生最重要的突厥学著作,是他的国家级博士论文《古代突厥社会中的纪年体系》,这是他于1972122日在巴黎第三大学通过的国家级博士论文《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研究》,是当代国际突厥学界的一部重头著作和代表作。笔者的汉译本《突厥历法研究》(  57万字)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当代法国另一位突厥学(主要是对我国维吾尔民族的研究)代表人物,是原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哈密屯教授。他的突厥学代表作是1955年由巴黎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8年再版的其博士论文《五代回鹘史》、1971年出版的《敦煌回鹘文写本善恶两王子的佛教故事》、1986年出版的9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1990年与辛姆斯—威廉姆斯联袂编译出版的910世纪的突厥—粟特文献汇编》。笔者翻译哈密屯教授的《五代回鹘史》(  20万字)198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五代回鹘史》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考据派力作。法国早期的突厥学家吉罗(enéGiraud19061962),曾长期在土耳其工作,归国后又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突厥学研究所的所长。吉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尚未被发现的时代,便于1960年和1961年分别出版了《天突厥汗国史—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时期》(笔者曾把它译为《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巴颜楚克图碑校勘本》两部书,它们成了研究鄂尔浑碑铭和漠北突厥史的基础著作。笔者翻译的其《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  20万字)一书,于1984年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

 

 

4.  蒙古史领域

     特别是西蒙古史,也是大西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30年来始终关注这一领域。

  

     我的译著成果,除了上文提到的伯希和遗作《卡尔梅克史评注》之外,还有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  Louis Hambis19061978)利用伯希和生料,而(  Jean de PlanCarpin11821252)12451247年出使蒙古的旅行报告《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笔者对本书的中译本《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20万字)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2013年再版。笔者还根据法文译本,而翻译出版了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  Welther Hessig19132003)《蒙古的宗教》一书(与意大利藏学家图齐的《西藏的宗教》合订为一册,44万字),于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中,一大部分涉及蒙古地区和蒙古史。笔者将于下文再论述到的其《鞑靼西藏旅行记》(  55万字)1991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初版(  2006年和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再版)。此外,笔者已经翻译了多年,却一直未完成的法国著名西域史学家鲁保罗(  JeanPaul)的《蒙古帝国史》,也有望在近年内完成出版。

 

三、对敦煌学与藏学领域的关注

 

1.  敦煌学是法国汉学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和成果丰硕的一个学科,也是笔者多年来泼洒心血最多的领域

 

     到现在为止,笔者共翻译出版了法国汉学界的敦煌学著作8部。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调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时,便着手翻译了15篇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论文。在已故的敦煌研究院老院长段文杰先生帮助下,由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译丛》(  19万字)1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在中央民族大学王尧先生的帮助下,笔者翻译了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教授的《吐蕃僧诤记》(  42万字),并于1985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由台湾千华图书公司,2001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由中国书店,2013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分别再版。

 

     戴密微是法国当代最具权威的汉学家,也是沙畹大师的最后一位弟子,长期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吐蕃僧诤记》的法文版于1952年出版,被收入到了《汉学研究所文库》。书中主要是利用敦煌文书P4646《顿悟大乘正理决》,结合其他敦煌和西域出土的汉文文献、汉文典籍、佛典文献、民族文字的文书,深入研究了唐蕃关系史、禅宗入藏史、西域史、佛教史、吐蕃与西域以及印度文化地区关系等方面的历史。《顿悟大乘正理决》是8世纪时,在当时的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主持下,由唐朝和尚摩诃衍(大乘和尚)与印度高僧莲华戒,就“禅”的问题而展开的一场僧诤(结集)。谢和耐教授盛赞此书的“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此书的汉译本出了那么多版次,足见其重要性。法国汉学大师谢和耐(  Jacques Gernet1921)是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他的学术领域涉及中国上古史、敦煌学、佛教、天主教入华史、中国思想史诸领域。他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的法文版,于1956年在当时尚设在西贡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出版。此书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寺院经济的代表作。由于书中大量使用了敦煌文书(谢和耐教授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曾受戴密微委托,为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编目,并且编好了第1卷,第20012500),所以它也是一部敦煌学代表作。笔者的中译本《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35万字)198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台湾千华书局于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中国书店201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先后再版。1993年,笔者又选译近30篇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论文,结集为《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由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笔者又精选了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论文45篇,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分3卷本出版,即《法国敦煌学精萃》(  81万字)。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早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法国在该学科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中国学术界急需了解法国学者的科研成果。本人的译著,还是有很高参考价值的。

 

2.  由于笔者本人也是西藏文化的爱好者和西藏文明的崇拜者,故而在这 30 多年间,在藏学方面花费的心血颇多

     藏学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法国在国际藏学界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到目前为止,笔者已翻译出版了法文藏学著作17部。法国的藏学研究,早期是由西方赴藏旅行家们完成的,其后又以敦煌藏文写本为基础而展开的。在有关法国入藏旅行家的著作中,主要有法国1920世纪的“女英雄”大卫—妮尔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  24万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初版,东方2001年、广2013年、中国书店201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先后再版。古伯察著的《鞑靼—西藏旅行记》(  55万字)是他们18441847年间从内蒙到西藏这一段的旅行经历。这是一部经典之作,它不但被译成了西方几乎所有语种文字的版本,而且还有无数重版本。本人的汉译本首先于1991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初版,然后又分别于2006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于2010年再版。法国遣使会档案馆的档案员雅克玲·泰夫奈(  Jacqueline Thev-enet)是一个古伯察迷,她于1992年出版了古伯察从蒙古地区信,取《谁地区?》。她于1989年出版古伯察生平小传《西来的喇嘛》(  17万字),由译者翻译成汉文,于2003年由山东画报社出版社出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再版。此二书至今成了国内研究古伯察神父事迹的基本著作。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  Michel Teylor)的法文版《发现西藏》发表于1995年。笔者的汉译本《发现西藏》(  21万字)1999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04年和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曾于2010年再版。在法国学术界的藏学研究中,笔者特别重视法兰西学院原教授和荣誉教授石泰安(R.AStein19111999)。译者先后共翻译了石泰安教授的3部经典性藏学著作:《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的文明》、《汉藏走廊古部族》。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研究,也是法国藏学界的一大热点。

 

    法国(  Ariane Macdonald1938—,她离婚后又改名Ariane  Spanien)1970年在《拉露纪念文集》中发表了一篇长文《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26万字)。这是作者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1287103810471290号的研究和考释。此文超越了历史的范畴,它对吐蕃前佛教时代的巫教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她认为“祖拉”是吐蕃前佛教时代的王家宗教,受汉族观念影响很大。笔者的汉译本于1991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于2011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它至今仍是研究敦煌藏文写本的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西藏的金矿与银币》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布尔努瓦夫人的一部名著,于1983年由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出版。作者于其书中论述了西藏白银与黄金的采掘、银币的制作与交易、彼得大帝掠夺叶儿羌黄金诸问题。这是法国藏学界罕见的一部经济史著作。笔者的汉译本《西藏的金矿与银币》(  28万字)由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2014年再版。在藏学研究中,藏传佛教,甚至还包括西藏苯教和其他民间宗教,始终为其永恒的主题,这也是笔者特别重视的一个主题。因为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宗教,才最集中体现了其文化。笔者在这方面,共翻译3种代表作,有两种还是根据法译本而翻译的意大利藏学家与英国藏学家们的著作。它们分别是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  Giuseppe Tucci18941984)《西藏宗教》、英国学者约翰·布洛菲尔德(  John Blofeld)《西藏佛教密宗》和法国学者罗伯尔·萨耶(obert  Sailley)《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此外,笔者30多年来翻译的近60篇法国藏学译文,也已经结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分4卷本出版(  129万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了一套《国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其中《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30万字,笔者共翻译20余万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笔者的这批藏学译著的出版,应该是为促进我国藏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四、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与法国汉学史的追踪

 

1.  30 年来,我一直在追踪、翻译和研究法国汉学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论著

     到目前为止,笔者共翻译出版15部本学科的法文论著,而且是反复再版,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首先是谢和耐教授的《中国与基督教》,其法文版于1982年在巴黎出版。译者的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26万字),后经增补了谢和耐教授有关此项内容的论文15万字,由同一出版社于2003年再版,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这是谢和耐教授为纪念利玛窦入华400周年(  15821982)而撰写的一部扛鼎之作,其基本中文资料是明末由徐昌治等人所撰《破邪集》。其基本观点是中西方在明末清初时可以交流,天主教也可以在中国传播,但中国永远会固守自己的传统。法国原入华耶稣会士、震旦大学教授和返法后任耶稣会档案馆档案员的荣振华(  Joseph Dehergne19031990)神父,于1973年在罗马和巴黎出版了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笔者的中译本于199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卷本(  70万字)2010年,笔者将《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入华遣使会传教士列传》和《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列传》三传合一,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了长达130余万字的一部巨著。早在1993年,笔者便把自己有关入华耶稣会士的15篇译文结集出版《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  23万字),由巴蜀书社出版。其主要内容是有关中学西渐问题的。此后,笔者一口气翻译了3部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线条的有关中学西渐的法文著作:陈艳霞《华乐西传法兰西》(  17万字),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2013年再版;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65万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013年再版;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57万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013年再版。这几本译著形成了国内研究中学西渐问题的一套宝贵资料。

 

     笔者本来还有类似的几部法文著作要翻译,可惜由于太忙而暂时成。巴(  Jean Charbonnier1932)《中国基督徒史》(  35万字)1992年在巴黎出版。笔者与郑德弟的合译本于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凡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史,大都是着眼于其传播史,或者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冲撞史。但沙百里神父的此著,却是把重点放在了由中国人自己参与的历史上,阐述他们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的解读。因其着眼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故而有许多观点难以为中国大陆学者接受,故而该译本有删节。有鉴于此,台湾光启出版社于2005年经补齐全文之后出版了完整的译本。入华传教士中有一批画家,他们将西洋画的画技传入中国。这类“西洋画”也引起了清朝皇帝们的兴趣,传教士们被留在宫中充作御用洋画家。法国学者伯德莱(  Miches Beurdeley)1997年在巴黎出版的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画家》一书,主要是研究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蒋友仁和德里格等曾在大清皇宫中工作过的传教士画家。笔者将这部图文并茂的书译作《清宫洋画家》(  16万字),于2002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再版。西方发现中国,固然时间很早,但主要是从16世纪起,由在西方传教士入华后完成的,中国由此才被西方所熟知。法国的一位自称是“毛主义信徒”的学者雅克·布罗斯(  Jacques Brosse1922)1981年在巴黎出版了《发现中国》(  16万字)一书。译者于2002年在山东画报社出版了这部以读图为主的著作的中译本。这两本译著,连同前文提到的《发现西藏》和《西来的喇嘛》,都是当年盛行“读图时代”的产物。虽然它们的内容通俗、图文并茂,但学术价值略显逊色。法国于18世纪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是西方汉学界的一部奠基性著作,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很高的荣誉。大象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笔者翻译的这套书中的第4(  35万字)。入华传教士们与中国河南开封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正是通过他们的调查与报导,开封犹太人方为外界所熟知。法国前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与澳大利亚高等(  Donald DanielLeislie)1984年刊布了一批入华耶稣会士于18世纪对开封人调查成果的书简。笔者的中译本《中国的犹太人》(  18万字)1992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笔者又于该书中增加了近半数篇幅(  35万字),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已经成了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基础著作。笔者现在正筹备再版。由于入华传教士们与中华文化的冲突,尤其是在清季,他们与中国地方官府和儒家文化的信徒之间,爆发过许多激烈冲突,爆发了多起“教案”,也演变成了中外政府间的一场场外交交涉事件。这些资料主要是从18世纪后半叶起,由在法国里昂出版的《传信年鉴》发表。笔者与老同学杨佩纯摘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教案的资料翻译,列入《中国教案》丛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教案史·法文资料选译》(  30万字)。笔者将自己30余年翻译的法国汉学界有关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近50篇论文,结集于2011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即《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会通》(  76万字)。这批译著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此学科中的许多空白。

 

2.  法国汉学史,更是笔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

     笔者于1994年访法时,与当时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戴仁(  Jeanpierre  Drège1947)协商,邀请各学科和各单位的汉学负责人,分头撰写有关的文章。回国后,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法国当代中国学》(  49万字),共收入50多篇论文。2010年,笔者又将自己30余年来翻译的有关法国汉学史的论文近70篇,结集为《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  80. 5万字),于2010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通过这些译文,基本上反映了法国汉学的悠久历史和繁荣现状。有力地扭转了国内学术界重英美和轻法德的局面。

笔者还翻译了法国谢和耐教授的一部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讲义《中国社会史》(  55万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版,后印,中2004年再版。

 

     笔者30余年来发表的有关中法文化交流史的40多篇论文,已经结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书名是《中法文化交流史》(  75万字)。其中共分为5部分:法国汉学史、法国入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法国汉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笔者有关法国汉学史的论文40多篇论文已经结集为《法国汉学史论》(  70余万字),即将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主要内容涉及法国汉学史、历代汉学家、对法国从事汉学研究的名校、名篇、名人的介绍等。无论水平高低,它们都是别人未曾作过的,必然会使中国学术界汲取新鲜营养。

 

 

五、我的治学路径与治学经验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读书做学问难,做翻译更难。回首自己30多年的爬格子或“码字”生涯,感受多多。成绩固然是一笔一画拼凑而成的,纰漏也是点点滴滴地聚拢起来的。

 

     首先,做学问必须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抓住几个问题,穷追不舍地探讨下去,天道酬勤,必然会有成果。其次是一旦确定目标,就要不为外界所动。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固有规律,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特长,必须坚持自己认定的观点,不能随风倒、赶时髦、追潮流。对于自己选择的方向,就要有点咬住青山不松口的精神。因为追时髦所产生的作品,往往不具有长寿力的。

 

     读书做学问要海纳百川,胸怀宽阔,取百家之长。学问永远是“千人糕”式的。只有从多方位和多角度地汇聚起来,再作提炼,方能形成有可能站得住脚的学问。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去伪存真、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单纯地“创新”。学问永远是只有下一站,而无终点站。我自己作了那么多有关法国汉学的研究,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它们也仅仅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个“开局”而已。

 

     法国汉学的许多学科,是笔者不懂的,也是无力涉猎的。

 

     学问首先要“学”才能去“问”为什么。中国学人历来主张博览群书,读书破万卷。我自己读书应该是非常多、非常广。我本人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但家中藏书,在学者队伍也应属“最富有者”的行列。我从未计算过是否藏书有“万卷”,但“无数卷”总是有的。养成一种读书的爱好,能够静下心来读书,才是敢于讲“做学问”的前提,否则就是“头重脚轻腹中空了”。

 

     学问要从具体问题作起。我不反对作理论研究,但从理论到理论,没有“资料”的理论是空洞无物的说教,甚至会误人子弟。理论只能是从资料研究中推断出来的,而不是刻意地去搜集某些资料专门支撑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资料是“实践”,理论出自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当然,对于“资料”,也有个“去伪存真”的繁杂工程去完成。

 

     研究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必然研究中西方的文化,掌握中西方的资料,熟悉中西方各自的文化背景。因为同一件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完全会使人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这大概也属于文化价值异同的取向问题了。“学贯中西”是对大学问家的盛赞,“熟悉中西”则是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学者的必备。

 

     我已进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虽然并未因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感到痛心,却也为自己走过的许多弯路和造成的许多败笔而抱憾终生。

 

责任编辑:尚永琪